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这场游击战争，从一九三五年初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们与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那里的革命军民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始至终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

  浙南游击区，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绝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挺进师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

  1935年以前，浙江南部瑞安、平阳、泰顺一带，就有游击武装的活动。1935年1月，由红十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约2000人，在怀玉山地区被军包围，突围出的400余人，根据中央指示，于2月组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转移到闽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浙西南是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驻有许多保安团队。挺进师要在这里立足，首先必须给这一些地方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为此，挺进师领导决定，部队先在外围活动，将驻守据点的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予各个击破，扫除障碍，而后进入腹心地区开辟根据地。

  根据上述行动方针，挺进师在三四月间，往返转战于浙闽边界。在溪头、王村口战斗后，挺进师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进行了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10余次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拔除了一些反动据点。挺进师旗开得胜，使浙西南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惶恐，时感“凤鹤频惊”。地主豪绅们纷纷要求当局采取紧急措施，集中力量，以遏制红军。当时，军政当局以为红军必将在龙泉溪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足，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南调，同时令驻福建的部队北进，企图南北夹击，置红军于死地。4月下旬，当敌得悉红军正在庆元县斋郎地区活动时，即令浙江保安第1团团长李秀率所部1200余人，福建保安第2团团长马洪深率所部1000余人，在大刀会等地主武装近千人的配合下，从东北、东和东南3个方向对挺进师进行分进合击。当时挺进师兵力只有五六百人，与敌比较是1比5。然而挺进师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革命队伍，军政素质远超于敌人，加之地利人和，弥补了敌我数量对比之悬殊，只要组织指挥得当，打破敌人的夹击，是完全可能的。斋郎地处浙西南庆元、龙泉、景宁3县边界的百山祖山区，海拔千米以上，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进行游击运动战的理想战场。这个地区的人民群众诚实质朴。起初，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村民对红军存有疑惧。挺进师进村时，大多数群众躲进深山，只有一些老弱病残者留在家里。部队进村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政工干部在墙上刷标语，宣传红军宗旨；战士们为村民打扫卫生，挑水、劈柴，亲如一家；医务人员还为患病群众治病，关怀备至。这一切使村民深为感动，躲进山林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从此，鱼水相依。有了群众的支持，就更增加指战员战胜敌人的信心。于是，刘英、粟裕决心借重斋郎的民心与地势组织一次战斗，“枪打出头鸟”，以震慑反动派。

  敌保安团针对红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的真实的情况，决定采取“先扰后歼”战术，即以豪绅武装打头阵，先予红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动主力，一举歼灭之。敌人这个自鸣得意的企图正好给了红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挺进师在刘、粟的精心组织指挥下，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

  4月28日上午，战斗开始了。手持刀枪的地主豪绅武装，漫山遍野地呼啸而来，挺进师指战员运用近月来对付大刀会的经验，采取武力教训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不到半天功夫便将这些乌合之众全都瓦解了。接着，浙江保安第1团李秀部骄狂轻进，一下闯到挺进师预设阵地前沿。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密集火网，突然泄向敌群。敌猝不及防，惊慌失措，顿时尸横遍野。被打断了手的敌团长李秀急率残部落荒逃窜。红军乘胜追击7公里，方返回打扫战场。此时，刚从东南方向赶来的福建保安第2团团长马洪深，恐重蹈李秀覆辙，慌忙率部回窜。此役共毙伤敌300人，俘敌230人。

  斋郎战斗的胜利，为挺进师执行开辟浙西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敌保安团队斋郎析兵，心有余悸，在尔后一段时间内转攻为守，龙泉溪以北的敌人力量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豪绅纷纷逃离浙西南。这佯挺进师就获得了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粟裕是我军战神，以能征善战、愈战愈勇而闻名于世，以至于也说他会打“神仙仗”。当然，粟裕也不是绝对的百战百胜，他也打过败仗，到底是哪一仗？有人说，粟裕一生唯一的败仗是谭家桥战斗，但当时的主要指挥决策者是方志敏、刘畴西等人，粟裕并没有实际指挥权，这场败仗的责任主要不在于他。

  谭家桥战斗确实有特殊性，但粟裕将军在此之外也确实有过一次败仗，甚至差点把性命搭进去。

  因为合作抗日是蒋氏被刀架在脖子上不得已做的选择，他对我方的敌视立场并未改变，依旧把我军当作心腹之患。

  1936年底，蒋氏任命刘建绪为“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负责“剿灭”南方红军，等于把四个省的军队指挥权交给了刘建绪。

  实事求是地说，保定军校生的资格比黄埔军校生老，因为很多黄埔军校的教官就是保定生担任。

  抗战时，蒋军划分了12个战区，战区司令官薛岳、顾祝同、蒋鼎文、陈诚、余汉谋、傅作义、刘峙等都是保定生；只有一个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生。由此可见，保定生的地位。

  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围剿”红军，刘建绪都一马当先。他因此得了很多“殊荣”，被授予上将军衔。

  要知道，1949年以前蒋军只授予50名陆军上将，能进入上将之列，可见刘建绪的显赫。

  书归正传，刘建绪走马上任之后，很想在蒋氏面前露一手，他经过研究，把矛头对准了浙南游击区。

  先是桂系发动两广事变，后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蒋军把兵调走，给红军提供了在浙南发展契机。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领导的挺进师只有100多人，到1936年底达到了数千人。

  当然，蒋军的兵力是挺进师的几十倍，也垄断了所有资源，如果正面交战，胜负毫无悬念。

  因此，刘建绪采取拉网战术，从北、西两面向里压，打算把挺进师赶到飞云江疑难，沙埕港以北的沿海地区聚而歼之。

  尽管如此，刘建绪也没有亲自出马，他只是负责制定作战方案，具体实施的是蒋军第19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

  蒋军兵强马壮，又掌握战争资源，这是一场非对称的战争，挺进师不能与之决战，那样我们就上当了，敌人求之不得。

  因为无论是闽浙边临时省委，还是挺进师高层，都对形势缺乏全方面了解，对当前的形势过于乐观。

  他们认为，在走向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蒋军在南方的军事行动仅仅是玩玩样子，为跟我军谈判增加筹码。

  正因为对形势的误判，临时省委才决定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寻找战机歼灭一部分蒋军部队，给刘建绪一个下马威，让他尝尝红军的厉害。

  挺进师政委刘英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员粟裕研究之后，决定吃掉这股敌人，给刘建绪当头一棒。

  一是峰文属于山区，这里奇峰林立、山高谷深，打不赢能撤，地理环境很适合我军打伏击，有地利优势；二是我军在这里群众基础好，有人和之便；三是前面说过的，国共即将组成统一战线的大趋势。

  而峰文伏击战，敌人兵力反而是我军的3倍，显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只能起到袭击和骚扰的作用，是很难全歼敌人的。

  而蒋军方面，正为找不到挺进师的主力而发愁，好不容易遇到了，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但敌军的士气居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甚至愈战愈勇，因为他们心中有数，援兵马上就到。

  战斗中，敌人损兵折将，我军也损失不小，红19师一团长被俘，被俘后投降，对敌人说：“你们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

  刘建绪得知后狂喜，立即命令敌19师大部和独立第9旅，以及浙江保安3个团火速增援。

  幸好这时候天色已晚，敌人摸不清情况，不敢贸然前来，只是在那里漫无目的打了一阵枪，便掉头回去。

  1938年3月中旬，挺进师从浙南出发，到皖南去打算改编为新四军的时候，只有400人，红19师师长罗连生（泰顺峰文战斗十天后）被俘叛变。

  泰顺峰文战斗的失利，根本原因是敌人投入的兵力达到40多个团，是挺进师兵力的几十倍。这场败仗有很多教训，但能够将革命火种保留下来，也说明粟裕的军事才能。正是在一次次的战火考验和实践中，才最终锤炼出了真正的战神。

  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纪念碑位于浙江省瑞安市湖岭镇板寮村，始建于1993年。纪念碑高1.68米、宽0.9米，为花岗岩材料制作，立于六柱石亭的正中间。纪念碑正面由中国人民原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题写碑名——中国人民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纪念碑，背面刻有《碑记》，全文如下：

  在中国的领导下，浙南人民长时间坚持武装斗争道路，创建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抗战胜利后，反对（动）派发动内战，为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共）浙南特委在驻地板寮奉命宣布：成立中国人民浙南游击纵队，龙跃任司令员兼政委。先后解放泰顺、玉环、温州、文成、瑞安、乐清、平阳、青田、景宁、温岭、黄岩，并配合野战军解放福鼎、柘荣、寿宁。历经大小战斗一百九十余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部队发展到一万余人。一九四九年八月，改编为浙江军区第一警备旅和第五军分区，完成历史使命。

  碑文简要记载了浙南游击纵队成立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战绩。敬读碑文，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场景浮现眼前，多少英雄血染河山，让人不禁潸然泪下，肃然起敬。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浙南游击纵队正是由挺进师在此播下的种子而成长起来的。1947年夏，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人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此前不久，经华东局批准，浙南特委归属闽浙赣省委领导，浙南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配合马上就要来临的全国大反攻，浙南特委提出扩大革命武装力量，把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此，于1947年10月3日至29日，在瑞安县高楼区梅山长湾召开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组织与动员一切力量，发动武装斗争，配合前线作战等任务。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部队作战，会议决定筹建中国人民浙南游击纵队。

  根据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8年9月27日，闽浙赣省委报经华东局批准，建立中国人民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11月25日，中国人民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瑞安县桂峰乡板寮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龙跃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郑丹甫、政治部主任胡景瑊、参谋处主任张金发。浙南游击纵队的成立，标志着浙南游击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

  为加速游击战争的胜利进程，有力配合大军南下作战，浙南游击纵队在瓯江南北两条战线发起强大攻势，打出了解放浙南的全新局面。

  在瓯江以南战线，以游击纵队第一支队为主力，各部队全线出击，连战连捷，在泰顺取得了攻城打援的重大胜利。1949年2月17日，浙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和浙南第二、第三县队从距离泰顺县城10余公里的大岗背村出发向县城挺进，并于深夜发起攻城战斗，敌军负隅顽抗。至18日拂晓，浙南游击纵队控制了城内县政府、警察局、邮局、电台和军火库等，而大部守敌龟缩在城墙东南北3个碉堡，顽抗待援。18日下午，浙江保安第二团第三营、第二营第六连1个加强排及团直迫击炮连的1个排共计300余人，从文成大峃镇出发赶往泰顺救援。接到情报消息后，攻城游击部队撤离县城，找准时机设置埋伏。与援敌周旋至22日早晨，在离泰顺县城10公里的南山岭头，敌人终于进入游击队设置的埋伏圈。上午8时战斗打响，敌行进受阻，组织数次冲锋，都被游击队消灭于阵地前沿，敌营长被打伤，几名连长被击毙。激战2个小时后，敌大部被歼，余敌100多人全部投降。攻打泰顺的战斗历时6天，共毙、伤、俘敌360余人，缴获大量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一重大胜利，受到纵队首长高度评价，华东局和闽浙赣省委也来电嘉奖。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逼使瓯江以南的敌人主力收缩到温州城区和瑞安、平阳、文成3个县城少数据点之中。

  在瓯江以北战线，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攻克一批敌人据点，后渡海解放玉环县城，全面控制了括苍山和雁荡山脉。

  由于浙南游击纵队攻势猛烈，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又迫在眉睫，温州专员、第二〇〇师师长叶芳为寻求出路，于1949年3月下旬，通过民主人士，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举行起义。5月4日，达成和平解放温州协议；6日，浙南游击纵队主力数千人向温州城开进；7日晨，宣告温州和平解放。

  浙南游击纵队历经大大小小战斗190余次，歼敌1.5万余人，解放了温州（永嘉）、玉环、泰顺、文成、瑞安、乐清、平阳、景宁、青田、温岭、黄岩和福建的福鼎、柘荣、寿宁等14座县城，夺取了解放浙南全境的光辉胜利，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书写下辉煌的一页。1949年8月，浙南游击纵队奉命改编为浙江军区第一警备旅和第五军分区，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浙南游击纵队和浙南优秀儿女，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抛头颅、洒热血，面对敌人的“围剿”沉着坚定，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潘广海、孙纪芳、潘德金、杜宝池、李毓芳等一批浙南游击纵队烈士，以血肉之躯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以后移到浙南地区，而游击区域则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沿。这场游击战争，从1935年初开始，直到1937年9月中旬我们与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但是，浙南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那里的革命军民，继续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始至终坚持到1949年全国胜利。

  浙南游击区，是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进入政治统治腹心地区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浙南游击战争的若干特色。

  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绝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挺进师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建设和保卫游击根据地，因此我将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来记述这一时期的经历。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紧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开始的。那时，党中央已率领主力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正在长征途中，留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原来中央根据地和各游击区的工作，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1935年1月底2月初，当我们率领抗日先遣队的怀玉山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不久，闽浙赣省委向我们传达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要我们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挺进师，由我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我们得到上述指示的时间是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以后，但在这个指示中没有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受领任务后，我们马上进行研究。我们对于浙江并不生疏，上一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浙江地区度过了艰难的阶段。浙江是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党的组织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是有革命传统的，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也很有利。从全局来看，其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里是主要的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我们大家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先遣队北上时未能在浙江省立脚生根，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们始终相信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我们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这个选择的主要理由是：第一，那个地区是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以同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而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以为我利用；第二，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该地区在1930年曾受到过党所领导的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革命的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那里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对的反动统治反抗已久，有打富济贫的要求，同我们有一点联系，能成为我们初步的依托；第三，那里虽然交通发达，有杭（州）江（山）铁路（即浙赣铁路东段）和三条公路干线，但大部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我隐蔽和机动。

  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此外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下面不设团、营、连，而是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相当连，但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领导。任命了王蕴瑞为参谋长，黄富武为师政治部主任。师部机关有司、政、供、卫各部，但极其精干。后来还把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政治连。

  当时确定的行动路线是：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经过了个把月的整训，二月底，指战员们抱着继承先烈革命遗志、开创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坚强信念，誓师出征了。

  挺进师南下，首先要通过敌人在信江以北布置的几道封锁线，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行动隐蔽而且敏捷，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翻过灵山，通过了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可是，当我们刚刚到达福建边境时，突然遭到敌人保安团的伏击。这次伏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损失，是把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打掉了，从此就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们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但当我们打垮敌人的伏击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闽北的。后来发现在一些村口和凉亭柱上贴着敌人的布告和反动宣传品，其中有署名李德胜的“劝降书”。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敌人来闽北“清剿”。还把我们挺进师要到浙江去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敌人，使我们遭到伏击。这样，我们只得放弃先同黄道取得联系的想法，决定以自己的作战行动，为进入浙西南打开通道。

  这时，我们同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两个连队会合了。他们有一百五十余人，几十支步枪和几挺机枪，由营政委洪家云率领，归建于挺进师。而原来编入挺进师的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在部队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后，大都掉队跑回去了。这样，挺进师仍是五百多人。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敌人在那里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我们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才好进入该地区。为此，我们于三四月间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到武夷山、洞宫山区兜了几个圈子，后来又辗转游击于龙泉河以南之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自感“风鹤频惊”，十分惶恐。此时，敌人以为我们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队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消灭我军。

  4月下旬，我们正活动于庆元县的斋郎地区时，敌人令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率部一千二百余人，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琛率部一千余人，并在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主要是“大刀会”）的配合下，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对我实行分进合击。当时我军只有五六百人，虽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但我军战斗力强。我们决心利用斋郎的有利地形，精心组织一次战斗。敌人知道我军兵力有限，弹药不多，更无后方补给，拟以地主武装打头阵，先予我军以扰乱和消耗，然后出主力，一举将我歼灭。这却给了我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良机。28日上午，战斗开始，手持刀枪的地主武装漫山遍野呼啸而来。近一个月来，我们已经有了对付大刀会的经验，我军以军事政治攻势齐下，半天不到便将他们完全瓦解。接着，浙保第一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深入到我军预设阵地前沿，我集中火力，突然给以打击，杀伤其三百余人，俘虏约两百，敌团长李秀也被打断了手，率残部仓皇向斋郎东北四十里的英川逃窜，我军追击了十五里才返回。这时刚由东南方向烂泥村赶来之敌马洪琛感到孤立无援，连忙带着他的闽保第二团狼狈遁走，战斗胜利结束。

  斋郎战斗，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后的关键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转为退守，龙泉河北面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了浙西南，我们就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有利时机。胜利完成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有一些工作基础，同时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开展工作。

  当部队于5月上旬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时加入“青帮”，但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1928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年回乡后，领导了攻打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个“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表示希望得到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这时部队已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除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外，我们确定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的汤溪（现并入金华）、龙游、金华、武义、宣平（现已撤销，分别划入永康[1]、武义等县）、丽水之线，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当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也很困难。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的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以后就提出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地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减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前一阶段的这些活动中，我们了解群众的疾苦，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这对于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很有作用的。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那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农村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5月17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5月21日袭击龙游溪口，又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就这样，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得浙江统治集团十分惊恐。4月6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可是转眼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于是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等赶忙集议，决定“进剿”，妄图将我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是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进行的。在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3月间，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带着三个团到宜昌去了，留有四个团，全部用上；又调集了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的11个，以及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税警团一个团，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当我南路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动的时候，师部则率主力北上。开始，我们日夜兼程地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我们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扩大宣传。然后留下20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主力则由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路，直奔上阳村。接着又由上阳村的数十名农民积极分子配合，进袭南坑。我们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搞得热火朝天。就这样，我们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浙赣线受到我们的威胁，各地告急的文电接连发到了杭州，敌人的“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竑坐卧不安，打着“推行新运（即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仕官教育团前来助威。这一期仕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他们是浙江保安队的骨干。仕官教育团装备比较精良，黄绍竑等视为“怀中利剑”，于6月12日亲自带到金华，以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我军侦知消息后，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给敌仕官团以突然打击。先于14日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一个连，这两个连队的装备，全部为我缴获。黄绍竑受此打击后，于20日匆匆跑回杭州。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在这些基本地区内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建立了临时的苏维埃政府。8月，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准备分配青苗和土地。

  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而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会平息的。浙江当然不能例外。1935年8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后来查明，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我们，决定调动他的主力部队来“围剿”。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其总指挥部在赵观涛任总指挥时，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我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认为我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63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以后被称为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

  罗卓英的部队于8月间即由江西向浙江开进。其“围剿”的部署是：以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两个旅五个团在西南，郜子举“剿共军”第二纵队两个支队四个团在西北。各部构筑碉堡工事，对我浙西南根据地形成包围；又从北面的溪圩经东需（书）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以其第十一师三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十八军军部率其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调第五十六师所属的两个旅六个团，由际下向东南经花桥、举水、荷地直抵泰顺，构成第二道封锁线，以求切断我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敌人集中了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我们虽早有觉察，但开始判断是刚提升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所指挥。当时宣铁吾在遂昌设有“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有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构筑封锁线，扬言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龙间我根据地。我们对浙江省防军的战斗力是心中有数的，而且我们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所鼓舞，所以在7月底、8月初发起了“八一”大，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直到9月中旬，我们才逐渐查明这次“围剿”是蒋介石直接部署、由罗卓英指挥，并以敌正规军为主体。“八一”大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却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回顾中央苏区在、朱德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的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9月19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前后延续八个多月，直到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

  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剿队”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檑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到石练方向，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10月30日，黄富武等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们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昔、曹景垣、杨干凡、刘亨云等，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的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很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代表。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园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要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又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割下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和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斗频繁激烈。

  10月5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1924年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景宁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2]之南田、西坑、黄坦，瑞安的大峃（现为文成县）、玉壶、峃口、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营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我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浙南游击区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此时，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突击队”的工作主要在中心区，我便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始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还是临时性的，要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我们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条猪，合计该扣除50元钱，便要他再送150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乱搞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150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的不送，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规定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我们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500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就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500元，合计1000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样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了门，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来了。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1000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就是由他们供应的。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当保、甲长。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就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就孤立起来了。

  早在1935年5月至9月，当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已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甚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向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20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1936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就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1936年底和1937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如被群众称为“小上海”的中心点门阵，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用来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在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也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他们权衡利弊，不向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其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由于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以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是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这个时期，我们进行游击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从鼎平地区出发，经瑞安、青田、缙云、丽水到达浙西南。而在浙西南，又可以在龙泉、遂昌、汤溪、金华、宣平、松阳等浙赣线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活动，东进可到永康、武义、东阳、仙居、天台，南下可到云和、景宁、庆元、寿宁、松溪、政和等浙闽边地区。总之，战场比较辽阔。我们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甚至打到武义汤恩伯的家乡，打到青田高市村陈诚的老家，而且逼近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到达这些地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天台山以东，敌情就更加严重一些。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了，派了三个团来堵截，我们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第二天，我们才又回头，继续和敌人兜圈子。

  由于我们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的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基点。群众是我们的，封锁了消息，可以安安稳稳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浙南基本区，是我们的大后方。有时我们也跳到那里去，在那里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作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样，如鱼得水，我们的活动比前一阶段自如多了。

  此时，浙南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从1935年秋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同闽东的会师后开始的。首先开辟了瑞平泰地区，接着闽东为了相互支持，利于机动，将原属闽东特委的鼎平中心县委（在福鼎、平阳、泰顺边界）划归浙南，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浙闽边境东段。“两广事变”发生后，我们利用敌情缓和之机，在牵制队的掩护和策应下，首先集中力量打通了根据地内各县、区之间的联系，使各基本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又调集一批力量，发展新区，扩大根据地范围，打通了温州沿海的交通口岸。1936年8月，我们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会合，这支革命力量是由老员叶廷鹏为首组织起来的。原来他在与党失去了联系之后，仍然在那里联络群众，坚持斗争。当挺进师进入浙江，革命形势有了发展时，他又进一步团结了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并与北港凤翱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三十多里的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闽浙临时省委领导，这样就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1936年11月，我根据地的幅员由浙闽边境东段向北扩展，一直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五百余里。为加强党政领导，全区成立了浙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并先后成立了福鼎、平阳、泰顺、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庆景寿、丽云边十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

  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民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