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9月7日在合肥召开。各论坛嘉宾报告精彩纷呈，本篇集合了部分专题会议的嘉宾报告观点，更精彩内容陆续呈现。

  学会常务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杨贵庆辩证地讨论了当下乡村保护中“修旧如旧”的刻舟求剑困境和“大拆大改”的村落形态趋同，指出当下乡村改造缺乏学科章法，缺乏现状认识，未能系统性认知与衡量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等诸多痛难点。

  通过介绍生产力-空间形态关系理论模型，杨贵庆指出，当下乡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社会纽带，以小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所奠定的邻近性，水平化乡村空间与当下的先进生产力不符合。传统村落面临农业生产力依托机器和科技的突破性变革，出现了冗余劳动力外流，宗族社会结构逐渐解体，祠堂等公共空间遭到废弃，空间形态分散，传统手工业受到大城市集聚化竞品市场的冲击等核心问题。

  杨贵庆认为，传统村落以天、地、人为本，依托自然资源有机发展的空间形态是宝贵的文化基因，在当下城镇化快速的提升的时代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即环境质量、健康促进，为都市回流的新三农从业者和追求自我价值的高净值人群提供空间载体等。杨贵庆呼吁乡村保护实践关注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优势，走特色化、定制化路线，以文化为芯，以适合新生产力语境的空间形态为骨，同时积极做出响应城乡融合发展以借力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优势和政策倾斜，以此来实现习《之江新语》中倡导的 “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

  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曹广忠从研究背景、方法、对象及范围等方面介绍了我国七大都市圈流入人口的空间特征及变动趋势。

  推进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已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此现实背景下，曹广忠从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地域这一学理认知出发，对都市圈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曹广忠对“沈阳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广州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成都都市圈和西安都市圈”七大都市圈2000-2020年间流入人口分布与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对都市圈流入人口的聚散趋势对比进行总结。研究结果为，都市圈各部分流入人口数量占比变化呈现大多先向心集中，后相对分散的趋势，都市圈扩散过程中，虽在逐渐突破市域边界限制，但边界仍有影响。从都市圈流入人口来源地来看，不一样的地区都市圈流动人口吸引范围存在较明显差别。

  基于研究结论，曹广忠提出，流入人口的快速增加对城市管理提出了诉求：目前人口扩散的行政边界效应明显，破除行政壁垒仍是都市圈协调治理面临的任务；外围县市需加强完善流入人口管理制度，以适应流入人口快速增加趋势；都市圈整体格局演化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空间重构趋势，需要有差别化的应对策略。

  张晓云首先介绍了沈阳作为东北地区最早的国家级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其地理背景、多民族融合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沈阳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摇篮和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具备极其重大的保护价值。

  张晓云溯源了东北地区在中东铁路的作用下形成城市与区域工业体系的演化，重点介绍了中国工业博物馆片区的保护实践。为促进片区工业遗产活化，在老城区引入创新型产业用地（M0）管控类型。工业博物馆基于政府投资、政府管理进行更新，而红梅味精厂更新实践，则更多是市场参与实践，采用BOT模式，实现政府与企业双赢。同时采用“修旧如旧、原址改造”的手法，延续建筑风貌，并重塑街区风貌，搭建文化艺术产业交流平台，集文化演艺等功能和多业态于一体。在文脉保护传承方面，本着“能保尽保”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地块内的历史建筑。

  最后，张晓云分享了名城保护的政企合作模式，她认为应通过多元的资源运营模式，实现“政府、企业、市民”多元主体的共谋共建、共治共享。政府应积极取得城市发展的品牌效应，注重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应一次性开发地产，并对商业运营保持持续性收益，促进现金流合理运营和资本投入的及时可行。

  周剑云：详细规划的历史渊源与基本特征——兼议城乡规划体系的详细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沿袭与变化

  周剑云围绕“详细规划的历史渊源、详细规划与规划体系、详细规划的基本特征、从城乡规划体系的详细规划到国土规划的沿袭与变化以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理论问题与变革建议”五个方面做了交流。

  周剑云带领大家从认识“规划”开始来认识详细规划。首先从详细规划溯源，回顾了英国规划体系的发展历史，从规划工具属性及其效果的维度认识详细规划基本特征，从“实施性”的角度将具有详细功能作用的“规划工具”视为详细规划。

  周剑云讨论了详细规划在单层级规划体系、多层级规划体系，以及我国城乡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性”的几个核心问题，提出了详细规划在规划属性、空间程度、时间尺度、工具属性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他梳理了1950年-2008年间我国城乡详细规划的演变及其主体问题、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沿袭与变化，指出国土空间规划基本沿袭了城乡规划详细规划的思想观念、名称、内容、制度与方法。主要变化是明确了“详细规划单元”的编制办法，更强调总体-地块的目标/指标传导。

  最后，周剑云提出了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存在的主体问题，以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在规划体系、规划形式等方面的建议。

  学会理事、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今年，国务院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对城市更新的实施和安全韧性提升进行了总体部署。

  当前，我国灾害形势严峻。翟国方指出，随着城市扩张，城市的灾害危险性和暴露度都在增大，但城市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比较低。这体现在，城市防灾能力较低、城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较少、城市韧性区域差异较大、城市灾害应对横向联动机制较弱和城市居民风险意识较弱五个方面。

  从政策发展的新趋势上看，国家和地方政策虽已基本形成体系，但在城市体检相关的制度策略、应急预案制定等方面的关注略显不足。

  反观国外，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城市更新时代，韧性提升慢慢的受到国际社会的格外的重视。其中，日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提升灾害韧性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包括法律和法规体系的完善、全社会参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多灾害综合应对、软硬件措施并用等。

  翟国方还指出了城市更新中的安全韧性提升思路。包括系统思维、韧性思维两个基本思维方法，以及治理层级、对象险种、治理过程、治理要素、治理主体五个基础维度。基于上述五个维度，提出了规划视角的雨洪灾害韧性应对框架（PDCA），以此提出雨洪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策略。

  最后，翟国方指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有必要基于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域、全灾种、全过程、全社会、全要素地做好“+设防标准+”的相关工作。

  洪亮平首先从多学科、多领域、全过程的视角认识和理解城市更新。他指出空间经济学从以空间生产为中心逐渐转向以空间消费为中心，城市空间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城市更新需要构建空间交易与消费视角下符合其经济行为规律的新理论与方法范式。

  洪亮平深入介绍了城市更新“投、建、运、管”的逻辑，一是城市更新的投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空间资产只起到投资托底作用，长期的、稳定的现金流才是投资决策的关键。二是强调了城市更新要注重内容，空间只是载体，空间方案往往是由“内容推导业态，由业态推演形态”。三是注重流量创造空间，以上海市愚园路地段城市更新为例，阐述了城市更新流量运营从增量驱动到流量驱动的转变。四是治理创造财政，认为城市更新管理包括项目管理和社区治理两个层面，以清华大学发起的“新清河实验”，介绍了街道和社区多主体、全过程的参与机制。

  最后，洪亮平提出了城市更新理论的构建路径，认为城市更新是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下、国家总体制度条件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一种经济社会行动和地方实践。将城市更新置于其经济行为逻辑上，才能将其“投、建、运、管”各个运行环节串联起来，打通各专业之间知识、资源、方法与经验的链接。

  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更新与设计学科责任教授

  庄宇指出2000年后上海中心城区（主城区）的公共空间营建主要依托存量用地和更新片区展开，而多种价值组合下的重大更新与小微更新，同步催生了公共空间新形态的形成方式。庄宇总结了公共空间规划的时代趋势，即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规划方法从自上而下到上下结合，管理机制从行政主导到深度协作。其中的驱动动力在于价值，中国的公共管理体制将公共价值放在较高的位置，包括了环境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形象价值和使用价值。

  庄宇分享了一江一河、虹口北外滩等六个滨水公共空间案例，说明公共空间要体现人民对于滨水的需求和岸线的公共价值，重视对历史价值的遗存保护，把岸线活力引入内部，提升内向的地块价值，回归到百姓视野。在空间选择方面，公共空间的发展应向土地要公共空间，而不是以控制性规划的强制方式；在用途方面，公共空间并不是单一功能的主导，而是多元复杂功能的交叉综合。庄宇强调不能一味追求城市设计界面连续性以致城市财务入不敷出，从“修旧如旧”到“新旧共生，各有特色”的观念逐渐被接受，足以证实财务平衡是公共空间开发与营建的前提。

  最后庄宇提出公共空间还需要更好更创新的畅想，以解决当前公共空间营造偏向消费场所和“背景板”的作用及缺乏烟火气息的问题，加强人与城市、自然的融合，以生态文明观念指导公共空间实践。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数字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钮心毅从历史角度回顾了AI在城市规划领域的三个发展阶段：专家系统、机器学习以及大模型。他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机器掌握规划专业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城市规划的所有的环节。尤其是在早期的专家系统中，人工智能通过提取专家的知识并以规则形式输入系统，辅助规划决策。然而，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发展，规划知识的提取和表达变得更高效，机器学习则通过大量数据的训练来自动识别和应用规划知识，避开了早期系统中提取知识的难题。

  钮心毅谈及了大模型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他展示了通过大模型训练实现规划图渲染和场景生成的案例，证明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工作效率、优化设计流程中的潜力。同时他也指出，当前的大模型虽然在通用知识上表现优异，但在处理特定专业领域时，仍需通过专题训练来掌握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

  最后，钮心毅总结道，知识始终是AI发展的核心，无论是过去的专家系统，还是当下的大模型，人工智能都需要依赖规划领域的专业相关知识进行引导。未来，AI在城市规划中的发展，将朝着“AI for Science”的方向前进，即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城市规划学科挖掘、发现和应用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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